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方调研了解到，愈来愈多的银行入局AIC，可促进我国投融资体系多元化发展，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也将推动银行自身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向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转型。业内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银行在投资端的布局相对受限，此次AIC牌照扩容，有望让更多机制灵活的股份制银行以及优质区域性银行在未来获得参与机会，形成“全国性+区域性”的行业格局。
“拿到AIC牌照相当于获得一把金钥匙，可以帮助银行增强盈利韧性，除了直接投资带来收益之外，还能帮助银行撬动除融资以外的其他业务。”某股份制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下，新设AIC对于科技企业和银行而言可谓双赢。
不过，诞生于银行的AIC股权投资业务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传统银行对不良率相对较低的容忍度与科技投资高风险特性有着天然矛盾，行业容错纠错机制亟待完善。同时，股权投资需要较强的投研能力支持，AIC需进一步加大专业人才储备，提高对科技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能力。此外，盈利模式不清晰、项目退出难度大及难以与专业投资机构展开竞争，也是摆在AIC及其母行面前的重要课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告诉记者，化解这些矛盾需要AIC及其母行重塑内部管理机制，优化激励约束体系，在审慎经营与创新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
股份制银行布局AIC
日前，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三家股份制银行发布公告称，分别拟出资100亿元、150亿元、100亿元设立AIC，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兴业银行成为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5家国有大行之后，第6家获准筹建AIC的银行，也是首家获准筹建AIC的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新设AIC属于此次稳市场稳预期的‘一揽子金融政策’，其核心落脚点在于对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支持。”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
2017年国内首批AIC成立，分别为工银投资、农银投资、中银资产、建信投资、交银投资，隶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据中金公司测算，截至2024年末，5家AIC资产规模合计6027亿元，占五大国有银行总资产的0.3%；2024年5家AIC合计实现净利润184亿元，占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的1.4%。
“AIC的设立从国有银行扩展到股份制银行，有助于充分发挥股份制银行的优势，组建专业机构，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预计后续会有更多AIC获批筹建。”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记者。
关于设立AIC会给银行带来哪些效益，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除了债转股以及股权投资能给银行带来直接项目收益外，AIC牌照还可为银行带来综合效益，能帮助银行撬动除融资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例如与科技企业加强合作后，带来交易结算、工资代发等业务，同时带来手续费营收空间。
“在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下，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增长空间有限，布局AIC可强化银行权益投资能力，帮助银行拓展新的收入来源、优化收入结构、增强盈利韧性，而且有助于银行构建‘融资+融智’的综合服务体系。”曾刚说。
在曾刚看来，通过投贷联动，银行可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特别是对科创企业等轻资产、高成长性客群来说，更能满足其多样化融资需求，有助于增强银行客户黏性。与此同时，布局AIC也是银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引导更多长期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记者表示，扩大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有助于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更多股份制银行申请设立AIC，将充分发挥股份制银行市场化基因浓、产品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促进资金加速向科技创新和科技企业流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业务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与市场其他主体相比，银行系投资机构天然拥有母行广泛的客户基础，能更好地了解企业需求和市场动态，给予企业投后赋能增值。对于被投企业而言，得到AIC的支持可以为其在市场上“增信”，提高市场认可度。
“对于企业而言，有了银行系投资机构注资相当于有了品牌背书。”在记者调研过程中，多位政府部门以及科技企业负责人表示。某地方金融监管局人士向记者直言，银行系资金投资风格较为谨慎，若企业能获得银行系投资机构支持，则代表着这家企业的综合实力、发展潜力是被认可的，对于其他资本力量来说此举具有风向标作用。
然而，偏谨慎的投资风格也意味着AIC会优先选择成熟稳健型项目。业内人士表示，目前5家国有大行的AIC杠杆率并不高。“盘子就这么大，能够找到好的投资标的不容易。当前，AIC股权投资基金项目以IPO方式退出的难度有所加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对不良率的容忍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与专业投资机构展开竞争，压力不小。”某AIC人士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当前AIC股权投资业务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在记者调研过程中，被业内人士提及最多的一点就是容错纠错机制亟待完善。
交银投资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企业的发展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点。AIC股权投资资金主要源于传统商业银行，求稳、注意安全是其天性，投资理念需要从“投安全”向“投成长”转变。
“传统商业银行对不良率的容忍度一般在1.5%左右，即使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后，对普惠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也在3%以内。而对于股权投资而言，这样的不良率容忍度是很难达到的，银行系统内从事股权投资的子公司需要有符合股权投资行业规律的尽职免责和约束激励机制，鼓励业务人士在投早、投小、投硬、投长等方面敢投、愿投、能投、善投。”交银投资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人员储备以及行业竞争问题也被多位科技企业、创投机构、产投机构、AIC人士提及。“股权投资需要较强的投研能力支持，银行相对缺乏股权投资经验，这对银行人才储备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直接股权投资业务试点扩围后，AIC的人手能否忙得过来？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否匹配当前业务模式是个问题。”某产投机构人士说。
审慎经营与创新发展保持平衡
在曾刚看来，权益投资、并购重组等业务需要既懂被投行业又精通投资的复合型人才，但银行传统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难以吸引和留住顶尖投资人才，导致人才竞争力不足。此外，AIC还面临盈利模式不清晰、难以与专业投资机构展开竞争等问题。化解这些矛盾需要AIC在审慎经营与创新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
推动AIC更好地支持科技发展，需从多维度、系统性解决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业内人士认为，首先，需建立差异化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机制。银行应赋予AIC更多自主权，构建与投资业务相适应的扁平化决策流程和市场化运作模式，打破传统银行科层体系对投资效率的制约。
其次，需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引入市场化薪酬体系和长周期考核机制，建立与投资业绩相挂钩的收益分享制度，吸引和留住一流投资人才。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研究力量，培养垂直领域专精团队，建立科技企业价值评估体系。
最后，需强化生态协同效应。充分利用银行在客户资源、信息优势方面的禀赋，形成投贷联动良性循环。同时，与科创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机制，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监管层应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完善AIC业务准入标准和风险监管规则，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AIC创新留出发展空间，促进其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
娄飞鹏表示，AIC在开展股权投资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是对科创企业发展前景的研判能力不足。AIC需不断优化完善制度流程，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对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调研，在提高自身对创新技术研判能力的同时，借助外部专家等力量。同时，充分利用保险资金等外部资金拓展股权投资资金来源，从而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
“下一步，应开拓思路，积极支持经营管理规范、创新活力强、科技企业客户多的中小银行通过设立投资子公司来开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业务，更好地为科技企业提供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同时，建议修改完善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例如，修改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减少股权投资的资本占用。”董希淼说。
标签：
